官宣！余承东有了新工作：兼任云与计算BG负责人

归根结底，缺乏法律刚性约束将为央地博弈的即时化提供温床。

特别是国民党之外的其他政治团体积极充当了非主流角色，参与宪法问题的讨论，使得宪法实施概念的含义逐渐被注入了立宪主义的价值原理。这种粗线条的宪法实施概念也是导致传统宪法学理论体系构建不够精致的一个重要原因。

[47]此外，斯大林的宪法概念对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影响深远。摘要:  宪法实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基本范畴。[35]与此相应，上述这种变法思维主导的宪法实施理念就是：强调宪法制度变革的政治动力。[74]参见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983年，彭真在有关宪法实施的讲话中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宪法，并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一道，共同维护宪法的尊严和保证宪法的实施，我们的宪法就一定能够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发展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在民国时期，浙江省宪法会议决议在制定省宪的同时通过了《浙江省宪法施行法》。但这种政治化实施宪法的思路忽视了宪法作为框架秩序对政治的规范功能，同时也忽视了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正当化功能。[51]在上述对苏联斯大林版本宪法概念的反思的基础上，宪法实施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其存在的理论空间。

对此，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既定立宪矣，则其立之之次第当如何？曰：宪法者，万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源也，故当其初立之也，不可不精详审慎，而务止于至善。日本之实行宪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纲领性内容)，比如三大改造。此后一段时间，梁启超成为毛泽东尊崇的人物。

政府守法是在义务方面，承认并且尊重人民的权利，不随便滥用政府的权力去干涉人民的权利。十亿人民养成人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观念和习惯，同违反和破坏宪法的行为进行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

在上述理论框架影响下，我国主流法学理论认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机制基本相同，其主体是所有的国家机关。参见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而且在逻辑上，宪法实施这个概念是立宪和行宪两部分的结合，其最终目的在于改变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现状，建立新的宪法秩序。这种宪法实施观念认为宪法实施的主体非常广泛，包括所有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都是宪法实施的主体。

[33]虽然在是否按照不同阶段推进宪法实施的立场上有所不同，但是上述两种观点都将人民的宪法观念作为宪法实施的一个重要条件，更加重视宪法实施的外部社会背景。[63]乔石：《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人民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页。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所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对此，时任中共中央宪法工作小组组长的胡绳曾指出：依靠整个国家机构，首先是人大、人大常委会，然后是整个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再加上全国人民来保证宪法的实施，这才是保护宪法实施的一套完整的体系。

根据苏联版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宪法实施这个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变法思维。从宪法学说跨国继受的过程看，无论是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还是苏联版本的国家法学说，都与德国近代国家法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学说上的关联性。

[68]这种观念对中国的宪法实施产生了较为有力的影响。如果进一步追溯，这种重视宪法观念的宪法实施甚至可以溯源到梁启超的开民智的主张。

当前，中国社会观念整体而言尚未接受现代法治的价值理念，社会各界的宪法观念仍然有待提高，因此通过政治动员来提高宪法观念对宪法实施仍不失具有重要意义。在变法思维的影响下，宪法实施这一概念体现了一种高度概括、粗线条的宪法思维。从法律文本来看，近代历史上较早规定宪法实施内容的法律文件是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宪法观念发展的源流来看，社会主义新宪法秩序建构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变法思维的双重影响，共同缔造了中国政治化的宪法实施概念。在上述观念影响下，中国主流政治观念中的宪法实施主要是通过宪法观念的改造，然后动员各种政治的力量落实宪法的规定，为此也特别重视一般人民大众的宪法观念，寄希望于人民养成人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观念和习惯，同违反和破坏宪法的行为进行斗争。[23]参见门中敬：《中国富强宪法的理念传承与文本表征》，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

而变更国体，则革命之现象也。[50]逄先知：《新中国首部宪法诞生背后：毛泽东删国家元首条文》，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46期。

他认为，通过司法审查未充分实施的宪法规范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其他宪法机关应当充分遵守并实施。[57]相应的，主流的政治观念也开始重视宪法的法律性，强调宪法的法律属性。

这样，解决问题就会比较及时，也比较好。[55]这种政治化的宪法实施理念格外重视提高民众的宪法观念，寄希望于社会所有成员都来保障宪法的实施。

根据列宁的观点，法律的实施需要监督：一般是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宪法理论问题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始的。[42]参见韩大元：《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分析与反思》，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3期。由于任何公权力机构都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因而合宪的公权力行为均可被认为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

即由司法机关来判断国家行为是否超越了宪法所设定的条件和界限。参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

[12] 1983年4月30日，彭真同胡绳、王汉斌等谈贯彻执行宪法问题时指出，五届全国人大制定的新宪法，是我们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

在主流的政治观念中，宪法并非基于法律体系的阶层构造理念来实施，而是依赖于政治力量推动。3)其他社会组织也要积极保障宪法实施。

根据斯大林的论断，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第54条同时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实行以前，本约法之力与宪法等。[41]但是，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被新中国宪法学进行了部分的继受、改造和发展。[65]有关条件程式的概念与理论，See Niklas Luhmann, Law as Social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96-203. [66]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页。

宪法集中了人民的共同意志，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23]毋庸讳言，清末民初这种以变法图强为目标的宪法实施概念与经典立宪主义限制国家权力的价值理念并不一致。

[38]杨纪编：《宪政要览》，原载《香港大公报》，1937年11月29日。参见张泽涛：《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与司法权的行政化》，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

特别是国民党之外的其他政治团体积极充当了非主流角色，参与宪法问题的讨论，使得宪法实施概念的含义逐渐被注入了立宪主义的价值原理。[75]虽然苏联国家法学说对于德国国家法学说批判色彩浓厚，但是其中基于对于代议民主的期待而发展出来的立法中心主义与德国近代国家法学说有一定的关联性。